“刑事和解” 制度核心价值体现为保护被害人、社区利益，恢复原有的和谐社区，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

“刑事和解” 制度强调对被害人、犯罪人、社区成员权利的有效保护，通过国家机关适当介入和有效指导，犯罪人承担责任，被害人和社区成员获得补偿并原谅犯罪人，感化、教育犯罪人并给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

“刑事和解”强调对相当一部分主观恶性不大、行为不很恶劣或结果不严重的犯罪人，帮助他们认识过错，重拾信心，自尊自立。

当前“刑事和解”制度将在我国更大范围地适用，但公检法机关在指导思想和和解标准的把握上不够协调统一，导致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安侦查、审判及执行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价值核心价值核心

被害人主体价值难体现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程序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被国家取代，犯罪人实施的犯罪一概被认为是对国家管理和社会秩序的侵犯，即一般客体。在有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除自诉案件以外），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不仅执行侦查职能，还行使提起公诉和审判职能，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价值没有实现。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

获得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害人可以主动地参与对犯罪案件的处理，了解案件处理的过程，并发挥主导作用。

对裁决有一定话语权：被害人可以随时退出“刑事和解”程序，请求国家机关重启原有程序；可以建议国家机关撤案或撤销指控，对国家机关的裁决有一定的建议权，而且国家机关的裁决应当充分考虑被害人意见。

实施实际的谴责权：通过与犯罪人直接对话，被害人当面告诉被告人犯罪行为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谴责犯罪人对自己的物质、精神伤害。

物质精神赔偿权：由于被害人有一定的裁决决定权，犯罪人会更加主动地道歉并赔偿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得到犯罪人的道歉，不再仇恨和焦虑，不会以暴治暴，危害社会，对社会也增加了信心，获得了安全感，而且使被害人清楚如何避免自己再次受到犯罪侵害。

刑罚淡化了悔罪思想

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下，一方面，犯罪人由于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为了逃避刑罚会尽可能地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掩盖真相，不可能主动向被害人道歉。另一方面，刑罚很可能引发服刑人员的逆反心理，淡化悔罪思想，强化反抗和仇恨社会，甚至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报复社会、被害人或者司法机关。

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进入社会时遇到比脱离社会前更多的困难和隔阂，造成犯罪人丧失以正常人的身份，用正常手段谋生的信心和能力，他们的反社会情结、反社会行为和社会危险性都快速增加。

不应适用恶性犯罪

“刑事和解”不主张适用于犯罪行为恶劣、犯罪结果严重和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犯罪人，对其应当处以重刑，以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和防卫社会成员不受继续侵害。

由于被害人对于裁决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犯罪人从功利的角度会重视被害人的要求。通过与被害人的对话，犯罪人不仅了解到被害人所遭受的痛苦，向被害人表达自己深深的忏悔和悔恨，保证不再致害社会，主动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补偿精神损伤，与被害人和社区成员达成和解。

参加“刑事和解”的犯罪人本身主观恶性不大，“刑事和解”使他们能够承认并认真审视自己的错误，真诚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承担责任，以社会道德标准谴责自己，产生负疚与悔过的心理，以赎罪的心态积极地赔偿物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