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吧《風塵集》是毛澤東編印的第一本毛澤東詩詞集第一，關於《風塵集》的名稱。風塵，引申義可比喻行旅、戰亂。毛澤東將自己的詩詞集命名為《風塵集》，可能所收詩詞都是寫行軍打仗、萬裡長征的。佩恩將“風塵”一詞作了字面解釋，意譯為“風沙”，並將詩詞集意譯為《風沙詩詞》，這是他的失誤之處。可幸的是，他將《風塵集》音譯為“Feng Chien Tze”，這為考証林伯渠《讀〈風塵集〉有贈》詩題中涉及的《風塵集》作者是誰，提供了佐証。
第二，關於《風塵集》編印的時間和地點。鑒於林伯渠兩首七律詩的寫作時間確定為1936年2月，毛澤東編印《風塵集》的時間，可以推斷為在這一時間之前不久。毛澤東率中央紅軍主力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長征取得勝利使他詩興大發，接連創作了《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三首詩詞。由於他對這三首詩詞很滿意，可能正是在這個時候他萌生了把長征路上創作的詩詞編印成集的念頭。但是當時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中央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因此他一直在前方忙於指揮紅軍作戰。1935年11月下旬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終於打破了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可以想見，在這段時間毛澤東沒有精力也沒有條件編印《風塵集》。同年12月13日，毛澤東由前方抵達后方中央機關所在地瓦窯堡，從17日至27日，先后出席在此舉行的中央局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參加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又在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並於會后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在這10天的時間裡，毛澤東或忙於開會，或忙於作報告，應無暇編印《風塵集》。從1935年12月底到1936年1月，這期間毛澤東除了發動紅軍准備東征外，沒有過於繁重的工作，可以推測是他編印《風塵集》最有可能的時間。1936年1月31日，毛澤東離開瓦窯堡赴延長縣城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准備指揮部隊渡河東征。他將《風塵集》贈予林伯渠，一定是在他離開瓦窯堡前。林伯渠當時在瓦窯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財政部長，他收到《風塵集》
不久就賦詩回贈。綜上所述，《風塵集》是1936年1月在瓦窯堡編印成集的。佩恩在他的著作中把編印《風塵集》說成是“在延安時”，這就把時間和地點都搞錯了，因為毛澤東在1937年1月13日才移居延安。
第三，關於《風塵集》收入詩詞的篇數。我認為有兩種可能：其一，收入在長征路上創作的詩詞7首﹔其二，收入秋收起義以后在井岡山、中央根據地和長征路上創作的詩詞17首。為什麼有如此估計？據佩恩在他的著作中披露，他當年在延安採訪，並未看到《風塵集》原件，也未從毛澤東那裡聽到對它的具體介紹，因此我有一個猜想，就是他僅僅根據傳聞，並把他人所說的《風塵集》收錄詩詞7首或17首誤聽成70首，以致產生訛誤。依據何在？首先，據現有資料，毛澤東在1936年1月以前尚未創作那麼多詩詞，特別是以“風塵”命名詩詞集，應排除早年創作的詩詞，估計可收錄的詩詞不會超過20首。其次，在戰爭年代、在日理萬機的日子裡，毛澤東無時間、無精力在一兩個月裡谈球吧，回憶舊作並修改定稿多達70首詩詞。再次谈球吧，當年在陝北瓦窯堡的印刷設備很差，沒有鉛印機，隻有油印機，沒有條件印刷篇幅較大的書籍。據查考，中國工農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創刊，因中央紅軍長征而暫時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窯堡復刊后就是油印的﹔當時發行的西北中央局機關報《斗爭》也是油印的﹔在毛澤東文稿檔案中保存下來當年的重要文稿，例如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上作的報告《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35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的《對內蒙古人民的宣言》，都是油印件。由此可以推斷，毛澤東編印的詩詞集《風塵集》也是油印本，是非正式出版物，由於受印刷條件限制，收錄的詩詞隻能是少量的，不能是大量的。宋蒼鬆的考証文章引述佩恩的英文原著，披露了一條有價值的信息，他說在《風塵集》中收錄了“一首題為《草》，寫過草地的追憶的詩”（宋蒼鬆譯）。《草》的英文原文為“Grass”，我認為這裡應譯為《草地》更加恰當。這表明毛澤東過草地時可能寫過詩詞。
第四谈球吧，關於《風塵集》的印數。佩恩在所著《毛澤東》一書中說，這本詩詞集“印數很少，隻送給親密的朋友”。此說是可信的。鑒於當時印刷條件的限制，和毛澤東不願公開發表詩詞作品的心態，《風塵集》的印數一定是極少的，隻贈予當時在瓦窯堡酬和詩詞的詩友和同生共死的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