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吧“三无”老编辑书界“交际草”沈昌文，著名出版家。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
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等，译作有《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控诉法西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三更半夜。北京城一处胡同口一幢矮楼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光下一桌一椅，一人曲背勾脖，双眼紧盯电脑。
时针指向四点。电脑桌前的那位依旧兴致盎然，论坛里正上演着“韩舟大战”，唇枪舌剑，你死我活，他既不帮腔，也不调解，袖手作壁上观，有人把他这样的网民称作——“万年潜水党”。
人生八十，大都偃旗息鼓，老沈却套用伍廷芳的一句俏皮话，说“I’meightyyearsyoung!”他正给一家出版社做顾问，每天上半天班，年轻的出版人见他都尊称一声“沈公”。
出身上海滩小男仆，19岁进人民出版社从校对员干起，一路做到三联书店总经理。这期间，他主持《读书》杂志，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出版《情爱论》、《宽容》、《走向未来》丛书；退休后又策划《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海豚书馆》……在知识界、思想界影响很大。
下午，“沈公”回到“城里”，继续蹓跶。在美术馆街的三联书店和东单邮局分别收了信件，在犄角旮旯里淘淘旧书，眼看书包渐渐鼓胀，落霞铺满西天，他终于折返“书屋”。关上门扉，隔绝外面的世界，独个儿看书、写字、剪报、听曲——在西总布胡同的薄暮里结束这一天。
等他解甲归田而《读书》杂志经历“换帅风波”时，他成了八月的柿子——老来红。一把老骨头被人推上风口浪尖，口诛笔伐，还被网络点名是主编人事易动的“幕后黑手”。
“他们(指现任领导)问我好不好，无论什么事情，我都说好。假如他们想去哪里投颗，要问问我们这些退休老头的意见，我也会毫不犹豫说声‘好’。”
“犬儒”也是一种表态。关于换帅，某记者在文化界访了一圈，结果：秦晖先生不谈；朱学勤先生“不便”谈；刘小枫淡淡说：“没什么好谈。”徐友渔谦和地说：“能谈我一定谈。好多年不跟《读书》来往了，我很少在上面发文章。”陈丹青的理由最直接：“我从来不读《读书》。”就连午觉刚睡醒的黄裳老先生，尽管听力不大灵了，也迅速听明来意并清晰地说：“呵呵，不谈，不谈。”
三缄其口的人，如果回头看看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中的那份开阔，大约不会想到近30年后会碰上各色“主义”以及由这些“主义”之间的摩擦对抗所形成的微澜与吊诡。
人们还是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作家王蒙形容它是“一朵月月开放的奇葩。”观念开放、思想活跃，《读书》是个五光十色的舞台，老儒唱罢谈球吧，新锐登场。
在《读书无禁区》中“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之后，紧接着是一系列当时惊世骇俗的提法：“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言者无罪”，“费厄泼赖应当实行”，“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反对现代迷信”……人们也第一次从这里知道许多“海外奇谈”，诸如“第三次浪潮”，文学、语言学的新进展，一些闻所未闻的外国新著……
一篇文章惹来争议，有的大学生宿舍里学生聚集起来诵读；有的单位干部们召开大会一字一句地批判。好也罢，坏也罢，在习惯于平静的、定于一尊的中国读书界、出版界里引发出这样大的波澜，“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吧！”
一批善文之士集聚在《读书》周围，如费孝通、金克木、吕叔湘、柯灵、李一氓、杨绛、王蒙、董鼎山、李子云、朱虹……新人也各有千秋，张隆溪的博洽，黄克剑的精到，何新的凌厉，梁治平的深广，黄子平的尖锐，甘阳的汪洋，杨沐的透辟……具不让前贤，后继有人。
1986年主事《读书》后，老沈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当时，出版社的领导陈原告诉沈昌文：“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他有所领悟：“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沈昌文总结，办《读书》靠“三无”。无能、无为、无我——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
好编辑就像老农收麦子，麦子熟了，收割就是啦；来了好稿子，有时候带着泥巴带着草屑，照用不误就是啦。“而撅着腚努着劲捶着胸急赤白脸割麦子的都是力巴头。”
他学问广，架子也大，可是跟《读书》亲近极了，“你只要跟他谈得拢，临走的时候，手把着门环还要讲至少15分钟，讲不完。”“请他写一篇稿子，他马上就寄来五篇。”
“谈情说爱”指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些过硬的私人关系为老沈后来在三联出版图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无形资产，发现选题线索，好稿子自然而然就来了。
他起先凑热闹，学着别人办“沙龙”、“俱乐部”，但“依我多年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的熏染，觉得这些名义都不保险，每次这类集会都好像在做地下活动。”
如何可以搞得？正无奈时，某日看到电视机厂在搞“售后服务”，老沈灵机一动，忽然悟到“我们的‘衣食父母’，无论作者读者，都是顾客。彼可售后服务，我辈文化人岂不可乎？”
“《读书》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张桌子，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
“服务日”里有些是常客，每月必到，譬如王蒙；有时也有洋人驾到，老沈只当他是来采购东西的顾客，心中并无“里通外国”的畏惧；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家兼文化人光临，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印象最深的是牟其中——“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换飞机和炸山的事大家都知道。”当其未最发迹和未最倒霉时，常有此等豪举，老沈也觉得却之不恭、受之无愧。
后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谈情说爱”如故。三联的年轻编辑，私下里给他一个雅号：万人迷。还告密说，赫赫，沈公的女朋友可多了！他不但迷倒了十七岁到七十岁的女性，就连男人都很迷他呢。
作家龙应台从海峡那头来，带着儿子安德烈，沈昌文借三辆自行车，三人同骑，畅游京城。这样的“谈情说爱”，怎能笼络不住作者的心？
他曾出过一本随笔集《最后的晚餐》，他说：“当我以文化为职业的时候，常蒙前辈教诲。现在视之，这些言传身教，无异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的训词。而当我以后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饭。”
“我编的是小刊物。当年，我们编辑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厂房，不成体统。本人忝为主编，文房四宝之外，斗室之内有三样不可少：冰箱、电砂锅、咖啡壶。”电砂锅里炖的是红烧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几杯小酒落肚，吃饱喝足，这样之后再来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灵感迭现”。
当时的《读书》和三联书店都不富裕，沈昌文说去饭馆请作者吃饭总要“左顾右盼”。左顾者，菜名；右盼者，价格。左顾而右盼，然后可以知几菜，知几钱。“当编辑的人还要学会当出纳的本领，好苦哟！”
虽然做了总经理，可手头没钱。上头拨给国营出版单位的30万元经费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某年某月某日，老沈拿着某前辈的一封介绍信谈球吧，“去中信见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老沈老实告诉王军，三联书店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100万元”。
王军的反应是“笑了一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一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对客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让沈昌文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1000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呐。说出100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1000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1000万的出版规划……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所谓小打小闹，也是自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里，三联书店理所当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版《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等，轰动一时。《宽容》初版15万册，《情爱论》初版120万册。后来出版的著名图书还有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等等。
“以三联的牌子，出书当然不会赔。但我真是非常害怕说赚钱。”他说，“比如计划利润是100万，可意外畅销赚了300万，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多出来的得上交，上交了上头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设法给作者预付稿费，算是长期投资。有长期投资才有品牌，有了品牌上头也让你三分。”
他承认，自己可能算个好领导，但算不得一个好商人。当时他面临的局面，现在听起来很荒诞——如果出版社不赚钱或者亏本，那他这个总经理反而好办得多谈球吧。他要负责的不是营销产品，而是控制印量。“书要少印，你订一万五，我只给你八千，以免犯错误。”就算作者稿费也不能给太多，“给太多了会助长他的资本主义思想。”
沈昌文总结自己在三联书店的成就，不是挣钱，“无非是出了些书，盖了一栋楼”。不过，他这个总经理没有在美术馆东街这栋大楼里工作过一天。
老沈年轻时跟名编辑朱南铣学业务，朱先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红学专家，笔名“一粟”，古文、英文、德文都非常好，常带“小沈”上小饭馆吃饭，边吃边讲文坛种种故事。他饮酒不喝到醉卧马路不止，沈昌文只能想办法把他抬回来。这类知识分子叫做放浪形骸。老沈还是不敢。
沈昌文有时首鼠两端，想挣钱，怕招事。于是他爱上删书，翻译书删得更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差点被老沈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读者写信来骂，老沈做缩头阿贵。决定脑袋，他不拿三联这爿老店、店里数百人的生计开玩笑。血荐轩辕的事儿他做不来。
这事还惹怒了出版界前辈范用，范用写信公开与他决裂。“有名的事件是巴金的《随想录》香港版删了的部分，他居然要全部恢复，当时让我们大吃一惊。”
1996年1月1日上午9点，沈昌文接到了一位人事负责人的电线点钟退休了。”这个电线年。这样，他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
费孝通教授说：“历史到了一个时候，出那么一个人，出那么一本书，看着平常，实际上是有背后的意思的。”
海德格尔说：“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扶稳鞘把，堆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恍无所思，漫步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房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常识层面上。最笨的办法可能是最聪明的办法。天下聪明人何其多？沈公应该是一个。他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始终守着常识做事做人，即便是总结一生做“编辑这买卖”的经验，也只是说：“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
作为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至今三联每出一本书，都要送他一本。几十个书架，社科、文学、工具书，塞得满满的，阳台上还堆了好几个箱子。他刚搬家一次，搬书和整理就花了四五个月。老房子光线不好。沈昌文拎起一支大号手电筒，像个“看门人”在房间里游弋。
屋子里还挤着大号耳麦，一摞CD，一书架歌本，全是邓丽君、蔡琴、周璇、苏州评弹，还有爵士乐、摇滚乐，“反正我喜欢的都是‘不正经’的东西。”
老沈喜欢邓丽君，“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属于你……”墙上挂着一个镜框，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邓丽君照片。喜欢邓丽君实在是因为喜欢老上海。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首饰铺里做过伙计，在做过Boy(端茶送水的侍者)，沈昌文从十几岁起就天天听留声机里甜腻腻、软绵绵的吴侬软调，至今恋恋难忘。
还不肯戴助听器，他说是噪音太多，让心静不下来。耳背也好，朋友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推说耳背，没听清楚就看发言者的口型，还没听清楚就笑一笑蒙混过去。
北京的一次聚会，有陈子善、杨小洲、俞晓群，老沈端坐中间。四周说得兴起，老沈却一直默默，只是边听、边吃、边笑，俞晓群问：
这样的老沈让人想起《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那充满稚气的眼神，那双手互搏时的傻气，那见到心爱女子闪烁不定的目光，还有那至高无上、至深无下的功力，实在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