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吧阳歌的中国故事就像1986年初来中国的阳歌感到很新鲜，“是一种完全和美国不同的生活状态”。他和同事聚众包饺子时，只是往往皮撑不住馅儿，一经煮就裂开，大家便笑。异国的笨拙在北方的暖气里，被捂出温热来。
美国人道格拉斯·杨是西方新闻界里颇有声名的记者，他专注大中华地区的经济报道，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及企业发展通透熟稔，在过去的十年里，他接连在中国不同的媒体开辟自己小而精的中文专栏“阳歌的中国财经”。
2011年初，杨离开路透社香港分社，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全职外教，他在“财经报道”的新闻专业选修课上自我介绍说：“我叫阳歌”。
“阳歌”是道格拉斯·杨30年前初到中国时取给自己的中文名字，同原名谐音，也暗含“太阳在唱歌”之意。
1986年在台北学习中文，1987年住进北京百万庄大院，而后的三十年里辗转香港、纽约、洛杉矶、台北、上海，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的阳歌说自己更靠近“中国通”这个概念了。
阳歌不是中国迷，去台北也是个偶然。1986年，阳歌从耶鲁大学地质学系毕业，他打算当老师，却几次谋求教职无果。没有计划的生活充满了新鲜的可能性，高中同学格斯邀请阳歌一同前往，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英文。“出去会比较有趣”，阳歌说，“那个年龄出去的也不是很多。”
阳歌本打算长期在生活，但和大学毕业一样，这也只是个打算。1987年5月，阳歌应朋友之邀前往北京，在这个“很活跃，变化很多”的共和国首都，恰好有人在招英语老师。
“我觉得北京挺好的”，阳歌说。他成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英语教师，住进了位于百万庄28号的地科院大院。百万庄在北京西边，多是国家部委机关聚集。作家王朔是大院子弟，他说旧城之西是与七百年老北平相对立的“大院文化割据区”。大院里天南海北的中国人，操着的口音，吃着互不相干的菜色，友好地融合在一起。
百万庄28号里一直有外国人，82年一位，86年三位，87年又多了一个阳歌。大院的同事经常邀请阳歌去家中做客，阳歌挺高兴的，那是“一种完全和美国不同的生活状态。”三十年后，阳歌向《复旦青年》记者描述起聚众包饺子的画面：他混迹于“包”的人中间，很认真地参与，只是往往皮撑不住馅儿，一煮就裂，大家便忍不住笑。
阳歌在地科院教了两年书，写了一本涵盖八十多家大小餐厅的北京餐馆指南。在即将迈入九十年代的那一年，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没什么事做。阳歌的中文已经说的很流利了，他开始兼职给伦敦卫报和悉尼早报的记者当助理，查资料或者做翻译，“都是社会新闻，那时候中国经济不好，没怎么涉及财经报道。”
1989年，阳歌抽身去了“发展比较好”的香港谈球吧，“我原来就是打算教书两年然后找一个专业一点的工作。” 他应聘进入旗下的《中国电子专讯》，开始给中国各个地方小厂家写进出口信息，包括生产设备、产品规格等。快讯实用价值高，只贩售给专业人士，双周刊，不足二十页，订阅价近七百美金一年。
九十年代初，“珠三角”的概念逐渐形成，香港工业开始大举向广东迁徙。阳歌常往深圳、东莞、广州跑，约不同的工厂老板聊天，参加全国体量最大的广州交易博览会，“那个时候年轻嘛所以很新鲜，而且很多东西特别即兴。”工厂老板总是放阳歌鸽子，阳歌也就逐渐懒得提前相约。他开始即兴拜访，但依然能收到对方热情的礼遇，“请我吃饭，带我参观工厂”，虽然这“非常的不正式。”
阳歌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相信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方式是对时间纵向的挖掘和学习。1991年秋天，阳歌回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
1992年从哥大毕业后，阳歌曾当过半年中国导游，带了四个美国团。说是导游，其实就是中美之间的沟通者及协调者。旅行团落地上海，游历苏州，无锡，杭州，北京，西安，桂林，最后从广州返航，“带最后一个团时北京下雪了” 阳歌说。
阳歌回到了洛杉矶，他一边在书店打工一边写小说。小学时喜欢写科幻故事，大学却囿于没有写作专业，写科幻小说是阳歌一直想做的事。
然而相比较阳歌一直钟爱的文学创作，他在商业报道领域的表现更令人称道。1997年，阳歌开始为洛杉矶当地的新闻机构写稿。2000年，被路透洛杉矶分社老板看中的阳歌，迅速成长为路透大中华地区企业新闻的首席记者。
在香港写商业快讯是一个机缘巧合的工作，却启蒙了阳歌成为一名财经记者。历经路透社洛杉矶、台北、香港、上海四个分社，阳歌曾担任主管，也做过编辑，但这些都并不使他高兴。阳歌是一个纯粹的内容生产者，唯有从自己笔尖流出内容会使自己喜悦，确认自身独特的所在谈球吧。
在路透工作了十年，阳歌需要更多的自由，在精神上和时间上。他经历过连续关注最新新闻和应对突发新闻的精神高压，也深知在一家声誉斐然新闻机构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他想当老师，这个想法从22岁时就产生了。2010年底，阳歌从路透辞职，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阳歌的生活变的规律起来，上午写作，下午教书。离开路透社后，他转而开始专栏写作。在过去五年里，阳歌先后，或同时在路透中文网、网易科技、百度百家、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域名为“youngchinabiz”的网站上持续更新“阳歌的中国财经专栏”。
隶属网站的专栏有时候不让人舒心。在网易写专栏的两年里，阳歌的编辑跳槽了三任，而他与每一位新编辑都要度过一段疲惫的磨合期。阳歌最终离开了那些会让他耗费无谓精力的平台，专心于自己专属的网站、微博和微信。
阳歌微信公众号“阳歌的中国财经”由他执笔，两位学生翻译。推送的平均阅读量不足百，多在二三十徘徊。与此同时，数十个复旦校内学生的个人微信号动辄就是上千甚至过万的阅读量。阳歌好像也不在意，不事张扬，每天上午都需要花至少三个小时来阅读、撰写新一天的财经新闻。在过的20个月里，他的微信公号每天推送约三篇财经报道，篇幅控制在两千字左右，质量平稳。阳歌在对事实的梳理中，巧妙穿插近三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
阳歌估算过，“加上借助其他平台发博客的文章，总浏览量大概一千多吧。” 他心里挺清楚，“经常有其他人提到看到我的东西。都比较专业，受众比较小。“阳歌希望最终能通过这些内容发布平台盈利，”关注的人不是很多，但关注的人都会一直看。”
最近，有一位专门帮中国人买美国股票的券商找到阳歌，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因为我的读者都属于他们想要的客户群”，互联网时代的分众传播，以及垂直领域的信息需求给阳歌带来了新的机会。
2013年，阳歌写了一篇名为“消失的中国通”的故事，作为他一个对二十世纪十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西方高管口述历史记录的札记。
阳歌写了一个叫“大米”的中国通，“大米正是典型的老一代西方管理者，穿着随意，经历过各种长期在中国工作中发生的有趣又不同寻常的故事。”大米比阳歌还晚些造访中国，不过当大米学习怎么在中国工作、生活时，中国还处在“铁饭碗”时代，其社会主义的根基犹存。
在阳歌看来，曾经中外交流非常依赖中国通，但在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中国通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在他的笔下，那些与中国当代改革共生的中国通们， “将中国本身视为其一生的工作”；而这十多年，聚集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通们，“仅仅将中国视为其更长职业路径的其中一站。”
阳歌不敢肯定对中国经济变革的记录会是他一生的工作，但迄今，中国几乎占据了阳歌全部的职业生涯。
企业新闻是阳歌这16年的报道重点，他“把一个企业当成一个人物”，然后连续十几年追踪一家公司的成长与变化，以此洞见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变革。
联想是阳歌多年的老朋友之一。2002年阳歌重访中国，联想还没为自己起一个叫Lenovo的英文名。他很好奇这个电脑市场的巨头，却可惜“联想不怎么接受媒体的采访，好像要保密”。但很快，阳歌便看到了联想以收购IBM个人PC业务为标志的全球化战略，“在这十几年里我一直关注他，觉得他已经有点长大了。”
不久前，阳歌在自己的公众号刊登了一篇对联想企业重组的分析，梳理了联想的发展历史，预测了联想重组的可能后果。不仅仅对联想了如指掌，百度、小米、阿里巴巴等企业巨头都是阳歌笔下的常客。
“如果认识一个人只有一个星期，那么写他的报道也只能写一写初步印象，但是如果我认识你二十年，那么我能够知道你现在的思想还有做法和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这种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可以写出更有意思的报道。”
阳歌很有韧性，从6岁到18岁，他坚持练习了12年游泳和钢琴，是兄弟姐妹中唯一坚持下来的孩子谈球吧。坚持游泳和弹琴不是因为喜欢，“总有很多事情是这样，但你还是要去做”，阳歌说。
但阳歌喜欢中国，也喜欢财经新闻。在采访中，他对许多提问都透着无所谓偏好，唯有对这两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喜爱。
阳歌对自己的中国财经报道十分自信，他在专栏这样自我介绍：“他在亚洲的任期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刚开始经济开放，而许多著名的中国公司也在那时初创。阳歌持续对中国国企转型和如今出色的民营企业进行报道，他通过对这些公司最新动态的评论，分析公司及产业趋势对短期或者长期投资者的意义。”
“随着时间推移，像大米这类人的数量将继续减少，直到最终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到达尽头，结束早期那个丰富多彩和随心所欲的时代。”阳歌写道。
“前一种吧。虽然大米是对中国有广泛的通，而我专注财经领域，但我还是比较像大米。02年以后我一直生活在中国。”阳歌说。
他有一个爱阅读的母亲，和一个总是鼓励他外出露营的父亲。小学时候参加夏令营，初中便开始在外驻扎露营。
14岁时，阳歌曾跟着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年轻人驾车出行。白天划船游泳，晚上则在国家公园、州立公园里搭个帐篷，躺在草坪上仰望着星空，和青年朋友谈天说地。“美国有很多专门为露营做服务的路牌、指引，我们一般就沿着路牌走。我们喜欢安静的环境，但是也不会找太原始太危险的。”
少年阳歌爱上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20岁时，他以“热爱户外运动”为由，在大学的专业分流中选择了地质学系。
阳歌快走遍了中国，他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中国旅游景点的大好河山，也分享他在南汇乡下大棚里摘小西瓜的喜悦。当老师有假期，还有有充足的旅行时间。
如今，阳歌每周与洛杉矶的父母通一次电话，三十年前，他在北京一个月给父母写一封信。阳歌对地域、国别的概念不是那么分明，“如果和父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联系也不会比现在多吧。”
阳歌有三个兄妹，而今只剩他孑然一身。结婚、生儿育女，一旦开启这其中任何一项，阳歌所向往的流动生活便不再可能。
今年3月从广州赴复旦新闻学院任教的窦丰昌也曾是一位好记者，曾任《南风窗》杂志社社长。窦丰昌“原来家里人比较多，‘熙熙攘攘’的，一下子到了上海，很不习惯。”，他向《复旦青年》记者感叹了阳歌内心的强大，“我就很佩服他常年一个人，一个人生活和工作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生养孩子在阳歌的想象里，是一件即操劳又高成本的事情，而且小孩不懂他的思想，交流是无效的。他更愿意和学生保持交流，“认识大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又有选择。”
阳歌是个好老师。在《财经报道》的课堂上，阳歌习惯点名后先反馈作业，全班同学的每一个错误都被阳歌列在了幻灯片上，逐一分析。阳歌喜欢提问，并且借机记住同学的英文名，记忆中文姓名对他来说一直略有难度，这学期的前几次课他就一直把“彤”读作“丹”。
从2011年初次开课至今，他总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多去办公室找他聊天。阳歌会用他最喜欢的“康元提子饼干”招待学生，这个适合南方湿润气候的微甜软点近十五年来在上海越卖越好，却并不在香港和常见。
阳歌也会偶尔想家，比如面对马路上人群熙攘、相互推挤的时刻，他怀念美国社会的秩序井然。但阳歌又不想回到那种秩序和规律中去，总是在一个成熟不变的环境里会带给他沉闷感，而中国却总是充满变化的刺激，“十五年之后洛杉矶市区的房子基本不会变，但这里的十五年一定是翻天覆地的。”